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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岁的菲佣康妮和我一样不知何处为家

  2019年,三十五岁的时候,和先生一起决定,离开生活十余年的巴黎,举家搬迁到新加坡。

  作为一个在法国生活了十来年的中国人,我对法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一直抱有掺杂着好奇、热情和警惕等复杂的情感。今年从法国来到新加坡,又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化环境里,这一年的经历,反而帮助我更能清晰地看到两国不同文化的独特属性。

  每个人会被所处的社会所同化,也会被这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共性所排挤,显露出自己格格不入的地方;有些时候我们能够欣然在差异中生活,但更多的时候,则被这冲击所折磨。

  不久前,有朋友问我觉得新加坡人好不好相处的时候,我开着玩笑说,首先你要赞美他们的国家千好万好,自己无比荣幸能够这个国家生活;其次你一定得跟那些养尊处优的白人外派员工们划清界限,表示自己最热爱的就是当地接地气的生活,如物美价廉的小贩中心(注1)等。

  其实我的这番话的确出自肺腑,因为在老牌欧洲国家对比之下,新加坡各种便捷的生活设施简直从地上到天堂,我几乎是一落地就热烈地对这个国家坠入爱河,刚来的前两个月完全似沉浸在蜜月期的人,每日在朋友圈赞不绝口。

  注1:小贩中心(又称熟食中心,英文:hawker center)是由政府兴建的室外开放式饮食集中地,售卖食品物美价廉、种类繁多,以东南亚熟食以及饮为主。一般小贩中心建于组屋(公营房屋)或交通交汇处附近,尤其受到中下层民众欢迎。

  我愣了一下,再次仔细打量了一次视频电话中的她。手机屏幕中,她的面部皮肤显得白皙光洁,目光炯炯,看上去比简历上写的四十八岁要年轻得多。不过,嘴角和眼角都微微向下垂,在两处周边的皮肤上各自拉出了淡淡的法令纹和鱼尾纹,如若她不是个菲律宾人,这样的面相放在中国文化里,是可以归到是慈眉善目的菩萨脸里面吧。

  我笑了,告诉她,我并不觉得四十八岁的年龄是个问题,因为我从前在法国的保姆,也是四十八岁,而我对她的工作非常满意。

  康妮是我视频面试过的第七个女佣。两年前在法国给孩子面试保姆的时候,我也是面了七个,才找到了那个最满意的。康妮和那位在法国的保姆,都是在我第一眼看到她们的面相时,就毫无理由地在心里认定,她们就是我要为孩子找的那个保姆的。

  新加坡的家庭一直都有雇佣女佣的传统。“女佣”这个词,听起来多多少少有点旧社会的意思,也给人一种等级森严、人权不公的感觉,因此华人家庭一般称她们为“工人”,这样仿佛就加入了一点工业社会的色彩,听起来也似乎比较平等。

  最早的时候,到新加坡工作的女佣多来自菲律宾,渐渐有越来越多的印尼女佣加入,近年来缅甸女佣也开始流行起来。菲律宾的女佣历史悠久,早已形成一个产业链,今时大部分的菲律宾女佣都训练有加,拥有过硬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以聪明、麻利、做家务效率高出名,同时也因其头脑精明,而难以管理,须得雇主用以技巧,循循善诱而管理之;印尼女佣总体来说勤快、善良、老实,但是因为大部分是穆斯林,饮食和生活习惯较为特殊,所以有些雇主会介意,譬如部分印尼女佣不能接触猪肉,便会给她们为雇佣家庭做菜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缅甸女佣则大多年轻,经验不足,英文也不是她们学校必修的母语,加之文化差异,常与雇主沟通困难、相看两厌,不过相应的好处则是价格较低,使得一些低收入的家庭也能雇佣得起。

  搬家去新加坡之前几个月,我就开始在网上物色合适的女佣。我们家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带好孩子,其他的打扫、做饭技能在其次。视频面试中,遇到过从没离开过家人和国家,说到自己要离开三岁和五岁两个孩子就泪眼涟涟的新手,搞得我心生内疚,仿佛自己如果雇佣了她,就是拆散了人家的家庭的感觉;也有十年工作经验,拿着三本证书(西餐厨艺、家庭急救和个人助理)来面试的,开口就要求行业内的最高薪水准,并且周六要提前休假,晚上要允许她在外面过夜,而我只犹豫了一个晚上,次日就已被别的雇主签下了。见过了林林总总的候选人,我最终选中了面相老实沉稳、谈吐却聪明伶俐、英文沟通也流利的康妮。

  我到了新加坡三个星期以后,康妮与前雇主合同结束,我去中介接她回家。她拖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另一只手却腾出来抱着一只巨大的熊,足足半人高。我好奇地问她,熊是她自己打算睡觉时抱着的,还是买来送孩子的。她有点腼腆地说,熊是她之前带的那个家庭的六岁小男孩不想要了,想要丢弃进垃圾箱,她觉得可惜,就征询了雇主同意,把熊拿回来,准备寄回菲律宾给她两岁的侄孙子。

  我想到这熊得塞到她那不到五平方米的小小房间,占用她窄窄的床,心里不知怎么有点过意不去。新加坡的女佣大多数居住条件不佳,大部分住在储物室里,没有窗户,也没有通风系统;更有甚者,连自己的地方都没有,雇主只在书房里挂了爿帘子,准备一个光光的床垫。等到夜里做完所有家务,伺候着孩子睡下了,女佣才能拉起帘子,放下床垫,得以一夜安眠。只有极少数非常幸运的女佣,遇到了那些对女佣的人权特别小心保护、并且家中也有此硬件条件的雇主,才能拥有一个带窗户的普通房间。

  为了满足新加坡的家庭对女佣住宿这一需求,无论是政府住宅“组屋”,还是私人公寓,大部分在开放商建之造时,都会预留下一间小小的女佣房。但近几年新建的公寓,为节省空间,往往只留有狭小的储物间,不再建专门的女佣房,因此大部分雇主就将女佣安置在这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我有心提供给女佣一个差不多的住处,却苦于经济条件不足,只能在找房子的时候,特别留意能够给女佣有一个私隐的空间。最后租下来的房子,“女佣房”出来后左手边是一间独立卫生间,右手边则是一条走廊通往厨房,我特地在合同上要求屋主装一个门帘,在走廊与厨房之间隔出一个空间,好给女佣留下多一条走廊加上一扇窗的空间。又定做了一张单人小床,去宜家选购了枕褥,放了一个衣柜,再配上一枚大功率的电风扇,为将来的女佣备下了一个小小的家。

  2019年11月16号,康妮拉着大行李箱,把巨大的熊往小床上一放,欢欢喜喜地在她的小屋里安置下来。

  康妮来我家的第一天,小心翼翼地问我晚上想吃什么菜。我当时没啥想法,随口说,你就看着烧一点你平时会烧的家常菜就行了。她的脸上有点犹豫和为难的神情,踟蹰再三,还是坚持请我告诉她想吃什么菜,她好列个单子买菜。我索性带着她去了菜市场,想着看看有啥当天新鲜的菜,可以找找灵感。

  新加坡的菜市场,也是我爱逛的地方。小小的蔬菜摊,摆满了空心菜、地瓜叶、西洋菜等只有南方沿海地区才有的绿叶菜,这让与法国的土豆胡萝卜圆白菜共同生活了多年的我,几乎要热泪盈眶了。肉铺里则摆着爿成各式样的不同部位的肉,后面站着穿污旧白袍的店主,手里拿着令人生畏的剁骨刀,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往来的顾客。鱼也不同于欧洲的鱼,全是有头有尾的,大多数是我叫不上名字的品种。一条在巴黎的餐厅卖到50欧元(合人民币400元)的多宝鱼,在新加坡的菜市场,花20新币(合人民币100元)就能买三条。

  菜场旁边就是小贩中心,穿着背心短裤、脚踩人字拖的安哥安娣们(即Uncle和Aunty,新加坡人对大爷大妈的俗称)围着简单的塑料桌子,或吸着面条汤粉,或往嘴里塞着海南鸡。我十分热爱这样的地方,充满着生机勃勃的烟火气,人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叫卖、谈天、讨价还价,寻的不过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欲望——填饱肚子,过的是最热闹拥攘的生活。

  因为太久没有来到这样热闹的生鲜市场,我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都想买。挑了一把空心菜,康妮赶忙过去,仔细抖了抖菜叶,发觉有点软蔫了,换了一把,又抖,又换,倒是换了三五次才寻得一把满意的新鲜菜。我看到路边切片的菠萝,上前问价,康妮却悄悄跟我说,不要买切好的水果呀,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切的,可能不新鲜,不如我们买个整个儿的,回去我帮你处理。

  一边逛着,一边和康妮构思好了今日的菜谱,她打算做一个清炒空心菜,一个烧烤鸡翅,还有一个排骨莲藕汤。我悄悄咽了口口水,一边四下乱瞄,看看还有什么新鲜好玩的店面。这才发现,除了生鲜菜肉鱼,菜市场还有一些小店面,卖各样的杂货、香料和调味酱。我想买瓶香油,便走进了一间这样的店,背后没有窗,里面光线暗暗的,陈列在货架上的瓶瓶罐罐,都蒙着一层灰。店主凑上来殷勤地介绍,说这是马来西亚产的香油,这个品牌最富盛名,是天然的芝麻手工磨制的,现在买瓶大的,还送瓶小的。没等他说完,我早已迫不及待掏出钱包来,问了价钱,才知道这一瓶香油要17.5新币。直觉上感觉似乎有点贵,但刚到新加坡半个月的我,也不太敢确定自己对物价的判断。旁边的康妮突然叹了口气,看到我望向她的询问的眼神,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而我既然钱都掏出来了,也就顺势买下了。

  我们买好了所有食材,走回家的路上,康妮突然说,太太,下次调料可以由我去买,我知道卖得便宜的地方。说完却红了脸,好像生怕自己的自作主张冒犯了我,又可能觉得自己擅自提建议似乎是在暗示我刚才决策的失误。其实我并无介意,甚至巴不得家务事都由她自己决定打理,对我来说,能省一事算一事,我还乐得方便。这样想,康妮未免太小心翼翼了。但是再细想,也许这些离乡背井去异国打工、寄宿于主人家、每周甚至每两周才有一天休息时间的女佣们,她们被中介和雇主家庭们教育得认为自己应该全心听雇主的,哪怕她们有一点的意见和主张,也认为自己是不应该的,是该被及时消灭,回到低眉顺眼地说“是的,太太”时的样子的。

  在我家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慢慢摸清了康妮的做事风格,总体来说属于谨慎稳妥型。她不太会自己拿主意,雇主说的话她就点头答应,然后循规蹈矩地照着做。做家务的水准也属于中规中矩,不算完美,比如经常会漏掉床底下、壁柜后的角落;或是不敢擅自把东西收起来,总是保持原位,导致房间收拾完仍然略显凌乱。但是因为她的守规矩和谨慎,总也不会出什么大的差错。至于带孩子,是真的充满了爱心和热忱的,几乎就像是在对待自己的亲孙子一般。

  唯一令我不太习惯的是,康妮对我们的回话,总是要加上一句,是的,太太”或者“是的,先生”。我和先生都告诉她可以直接叫我们的名字,但是她始终不愿意。后来我了解到,据说在菲律宾女佣的培训过程当中,就有明文要求她们,不能直呼雇主姓名,而要用先生、太太代替,我也就不再勉强她了。

  有康妮的这段日子,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有孩子的生活也是可以如此自由和美好的。

  从前在巴黎,没有住家保姆也没有老人帮忙的职场妈妈的日常生活是:早晨七点起来先把自己洗澡化妆收拾干净,然后叫孩子起床,吃饭,收拾好送到日托保姆家,坐一小时地铁去上班;下午六点钟就得准时下班,再坐一小时地铁,赶在七点以前接孩子回家,先给孩子做好辅食(有时还得先推着婴儿车去买菜),伺候孩子吃饭、洗澡,八点半上床睡觉,然后才开始做自己和先生的晚饭,等先生下班回家,九点多才能吃上饭。每周我强制给自己一个晚上的“休假”,去做运动,会见朋友。那是我仅有的自由时光。

  而到了新加坡,因为有了康妮每周六天、每天几乎二十四小时在家,我早晨不需要再匆匆忙忙收拾玩自己再收拾娃;康妮做好早餐,喂饱了孩子,直接把他送到托儿所;晚上,我可以加班到任意时间,偶尔早下班了也可以和同事喝一杯,或者去健身房。更重要的是,我多了许多和先生单独相处的时间。我们会尽量每周一次出去约会,聊聊各自的工作生活,这一点使得彼此都能够从琐碎漫长的婚姻生活里面暂时逃脱出来,更专注于彼此之间的感情联系和精神交流。

  当然,我也尽量警惕自己不陷入另一个极端,就是把孩子彻底丢给女佣,什么都不管。许多新加坡的同事跟我吐槽,说自己从小就是跟着女佣长大,父母几乎没管过,长大了以后和父母感情淡漠。因此,只要我没有特殊情况导致回家时已经晚到孩子都睡了的情况,哪怕加班到八点多才回家,我也宁可饿着肚子,先陪孩子讲故事,送他上床睡觉,尽量保持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但是康妮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孩子睡了以后,我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用为了看着他而必须呆在家里。来新的第一个月,我和先生时不时会在孩子睡了以后,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夜场,结束后去海底捞夜宵。这样的日子,在法国就是个无法想象的奢梦。

  然而,这一切因由康妮带来的自由和便利,也是因为她的缘故,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那是去年12月的一个周一,也是康妮来我家一个月整。那天我早晨从公司附近健身房刚刚做完运动,洗好澡出来,一看手机,竟有十几个未接来电;但惊悚之处,是这十几个未接来电,都来自于我的邻居心如。心如的女儿菜菜和我儿子花生同岁,平时我们经常一起让两家娃互相串门儿玩儿,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为何心如会这么着急地找我,直觉上,一定是凶多吉少。

  拨通了心如的电话,她的第一句话就如同有人挥舞着大棒,迎头砸向了我的前额:“康妮昏倒在我家的门口,现在去医院了,当时花生还一个人在你家。”

  从心如焦急的叙述中,我才听明白,原来康妮是因为高血压引起了严重的头晕,她勉强用意志力支撑着自己挪动到邻居家的门口,在用力按下了邻居的门铃后,就倒在了门口。心如叫了救护车赶紧送她去了医院,然后到我家查看,发现我两岁的儿子花生还独自在家睡觉。于是她赶紧将花生带到自己家吃早餐,又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找到我。

  我在震惊中,脑袋浑浑噩噩地跟老板请了假赶回家,先是把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悠哉游哉吃饱了肚子的花生送到了幼儿园,又急忙打车去了医院。

  在经过了各样手续后,医护人员引领着我,到了康妮所在的病房。躺在床上的康妮,面色蜡黄发暗,低垂的辫子比平时显得更无精打采。她觉察到我到了,努力抬头看向我,仿佛抬头也要耗尽她大半的力气。

  从她的叙述中,我了解到她其实自从年中以来,即换雇主来我家之前,由于更年期,就已经有了高血压症,每天都要吃降压药。当她看到我的工作需求,打算应聘我家工作时,也曾询问过中介,她的高血压会不会是影响未来工作的因素,是否应该先告知未来的雇主(也就是我)。中介的回答是,只要你平时高血压不犯病,不影响到你的工作,你就无需告知雇主。然而,她自己也没想到,就在来我家仅仅一个月后,就犯病了,今天早上一起来,天旋地转,根本无法挪动步伐;然而她想到家里还有我两岁的儿子独自在家,就挣扎着、几乎是爬到了邻居家,按了门铃后,就倒在了门口。

  康妮生病以后的几天,我脑中的念头也如过山车一般,忽上忽下,时而觉得怜悯,应该不惜代价花钱花时间将她治好;时而又觉得不公,认为康妮与中介联合好了,隐瞒我她高血压的病史,导致我今天处于这样一个不仅无人看管小孩、还要照顾一个成年病人的状态。然而最折磨我的,还是一个脑海中无法挥之而去的画面:康妮再一次在独自看管小孩的时候,譬如过马路的时候,突然犯病昏迷在地,我两岁的毫无自理能力的小孩,就一个人毫无防备地被抛在危险当中,而我们大人就如那天一样,还不自知地在各自工作的遥远地方,面对噩耗,鞭长莫及。

  这个念头是如此鲜明,导致我人性中所有卑劣的一面,都就此暴露于现实之中。我恐惧于自己将同时照顾一个低龄儿童和一个成年病人的紧迫现实,同时怨恨自己被联手蒙骗。因为康妮和中介对其病史的隐瞒不报,如果她真的发病住院,保险公司绝对不会赔偿,隐瞒病史属于骗保,新加坡一日大几千新币(合人民币上万)的住院费,作为刚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开始工作、毫无积蓄的我,就算有心,也无力承担。

  但另一方面, 康妮曾经和我说过,菲律宾没有任何退休保障制度,即使她在新加坡奋斗多年,回到菲律宾,政府也没有任何体系保障她的生老病死,一切只能靠自己积蓄。我并不知道她的储蓄几何,但就从我自己自私的角度来看,我刚来新加坡开始奋斗,上有老下有小,没有任何积蓄,现在让我负责一个只与我在一起相处一个月的女佣的一切医疗费用,并且这费用可能使我倾家荡产,我又何错之有,为何要让我承担呢?

  挣扎几番,也与康妮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聊了。聊到深处,我俩抱头痛哭,我为她的命运而悲戚,然而自身能力真的无法自保。康妮自己,也表现出了想要退休回家、耕养于一方农场的意愿。又与中介再三沟通,且有有经验的友人指点,最终我决定,买机票送康妮回国终老。她亦认为自己的状态不再适合继续工作,临了,反而宽慰我道:

  “太太,我常与人说,这一次很幸运遇上了一位好雇主。你待我客客气气,给我的工作指令清晰而合理,我体力正好可以胜任,并不觉得辛苦;也没有像从前雇主那样给我各种苛刻非人性的条例,譬如宴请宾客让我工作到凌晨,第二天早晨却得不到休息。因为你懂得体谅,每晚九点过后必然亲自带孩子做家务,让我得以充分休息。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得了这个病,没办法继续为你工作,还反而给你带来诸多麻烦。我也希望你今后能够找到合适的。这趟我回家,正好处理与我丈夫多年积累的纠纷,可以陪伴四个孩子成长,另外闲暇时候带带侄孙子。我打算经营一个小养猪场,生活应该无忧,请太太放心。”

  康妮一番诚恳的话令我悲从中来。虽然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委屈,被蒙在鼓里,但另一方面,从人性的角度看,我实在难以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我作为雇主,竟然可以如此轻易地用一张机票就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让一个将青春与健康全部献给了新加坡几个家庭的菲律宾女佣,从我这里结束,回到她那没有任何疾病和退休保障的国家从零开始,不管她的死活。

  我们做了决定以后,因为我每天还是继续上班,没空照顾康妮和小孩,先生也一直在出差,出于安全考虑,康妮将去中介家里暂住,而我替她买了圣诞节前的机票,送她告老还乡。

  搬去中介以前,康妮因为头晕无法工作,每天在阳台休息,也跟我述说了一些她的往事。

  一般的菲律宾底层女性,十八九岁便早早地结了婚,由于年轻,心思和时间并不放在儿女身上,往往将儿女交给老公或家里亲戚抚养,然后便外出打工,大部分人去了新加坡,也有少数去了更远的香港、台湾、中东等地。她们在外打工,将工资寄给老公、孩子,而孩子爸爸则大部分待业在家,靠在外打工的老婆养活。

  但康妮不同,她有四个儿子,一直都亲自养育,在小儿子生活可以自理以后,三十九岁“高龄”,才到新加坡工作。出来没几年,发现老公出轨,而且发现的场景极具戏剧性:她第一年圣诞节回家过“年”,在教堂遇到村里的一个女子,对方与她攀谈,说羡慕她外表看上去仍年轻美貌;然而等她看到那女子怀中的婴孩,竟然酷似她自己丈夫的脸。回家盘问之下,才知自己的丈夫与这位女子已有私情,而孩子,根据相貌推测,多半也是丈夫留下的私生子。其有一,又有二,再有三,康妮在外打工九年,每逢过年还乡,总有各种渠道向她透露,你的丈夫又与谁有染。近年来她已完全麻木,只想落得清净,然而菲律宾的法律并不保护婚姻中被背叛的那方受害者,反而要求提出离婚的那一方,不管是否过错,都必须赔偿被提离婚的那一方一大笔金钱。康妮说,我这几年,就一直在攒这笔钱,我想让我的老公离我越远越好,不要再来打扰我和孩子,为此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听到这话,我脑中不知为何浮现刘玉玲著名的“Fuck you money”那段话,大意是我要攒够这样一笔钱,让我有一天与公司有所纷争时,我可以把这笔钱甩到老板的脸上,对他说,Fuck you, I quit。这话本是对于职场而言的,但我那时却觉得,康妮这几年发愤在努力攒的,才是真正的Fuck you money,是对男权、对政府、对不公的法律说“不”的一笔掷地有声的钱。

  康妮终于搬到了中介处,等待回国的班机。而我也一个人带娃,结束圣诞前的最后一周,准备回法国度假。每天下午五点要强制下班去接孩子,老板总是假惺惺地说,哟,这么早赶回去接孩子不容易啊;然而又在我带孩子的时间,频频打电话叫我干活。那几天的晚饭,除了带孩子出门去小贩中心吃煎饺,就是跟邻居讨饭似的要一点他们多做的面条之类的给孩子吃。一直熬到周六,先生终于出差回家可以接管孩子,周六晚上飞法国的飞机,我整个下午都在办公室加班完成之前因为早下班而未完成的任务。

  也就是那段日子里,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没有菲佣的新加坡,就是职场妈妈的噩梦。没有所谓的work life balance,没有人体谅你回家尚有幼子嗷嗷待哺,因为大家默认你家有菲佣接管一切家务,你又有何理由比别人提早下班。也许在新加坡、香港、迪拜这种每日节奏快到办公室电梯里都轮番播放着股市动态的国际化大城市,背后都多亏了这些每天工作超过十二小时、每周工作六天的底层劳动人民,例如女佣、建筑工人等,才得以正常运转;没有了他们,那些穿着裤线熨烫得齐齐整整的西服的男人,那些脚踏十公分高跟鞋画着精致妆容令人看不出是母亲的女人,都无法继续过着他们虚假繁荣的生活。

  12月22号,平安夜前两天,康妮踏上了归国的班机,结束了她九年漂泊在外的日子,带着不多的积蓄,告老还乡;同一天,我在办公室加班到晚上七点,匆匆回家收拾行李,和先生孩子奔往机场,回法国度圣诞节。

  登机之前,我去附近的小贩中心吃了一碗猪肝米粉,边吃边落下泪来。猪肝米粉是我童年的家乡吃食,我的家乡人,在半个世纪以前,纷纷奔赴南洋,去寻找一片天地,因而留下了这许多的小吃中心,告慰着后来者的乡愁。

  而我在这看似光鲜亮丽的时代里,以为自己终于离开家乡小城的局促,去到一个又一个的大城市,殊不知这城里的月光,原来都是如康妮一般的人倾囊所有,用自己萤火虫般的微光点亮。她离开了奋斗多年的城市,而我仅仅是刚开始。我们殊途同归,我们始终相连,在乡愁里,在日复一日的劳作里,在那些背井离乡、漂泊多年的人群的寻寻觅觅里,不知何处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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